鸟为食，人为利，这是人性，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运行规则，后来所有的制度其实都是为了这一点去设计的，野蛮的地方，制度设计是为了让有能力的人拿到的更多，文明的地方制度设计则是为了体现最大程度的公平。
这个题目可能有点大，但不用怕，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就会简单很多，比如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一家之主，管理着一个家庭，如果一家之主定期从各个家庭面员身上抽取一定比例的人头税，目的是为了给家庭兜底，还会利用这笔公共的资金时不时给家庭成员一些惊喜或福利，估计没有人会反对。但如果反过来，那个一家之主是个没啥本事，且好吃懒做之徒，他不只没给家庭成员福利，把人头税花了个精光，为了持续满足他的个人贪欲，不断地加重人头税，那么这个家庭到最后一定会是支离破碎、人心离散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是不是简单多了？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本文的正题。
我们历史上的王朝，其财政的循环是这样的：国初的税率都低得惊人，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次改朝换代就是一次人为的巨大灾难，十室九空，百废待兴，这时候最需要把人心拢一起，同心协力搞建设，所以开国时期庙堂与民间都存在一个甜蜜期，轻徭薄赋，鼓励农耕。
中后期稳定了就开始层层加码了，原因是，官僚队伍越来越宠大，皇室成员在不断繁殖，分配不均逐渐体现，需要宣传或维稳，财政支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民间，支出加剧了，收取自然也得加码，不然不只是官僚们都得去喝西北风的问题，政府这台机器也得散架。
在财政不断收取、加码的过程中，人性的恶和贪往往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我一直说人性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官僚们及统治集团发现，温水煮青蛙式的收取、加码不但不会引起抗议，还可以通过宣传、威胁等手段使民间的牛马们老老实实的缴纳，贪婪心一下子就被激发了，中央政府本只收取六分，底下的执行人员便收取七分、八分，甚至十分。
最终在加派与摊派中，连同那个朝代一起走向崩溃。
但是，税收本质上不会导致任何一个王朝走向崩溃，问题出在正税之外那片无人管束的荒原上。
一、正税之轻：帝国开篇的仁政底色
开篇说了，天下初定、十室九空、田园荒芜，自然不能沿袭前朝的横征暴敛，当务之急是要发展，那什么是发展呢？
于民于利。
鸟为食，人为利，只要于民于利，大家就会发了疯地干，这就是开国之初轻徭薄赋的底色。
汉高祖行十五税一，文帝几次免除田租，景帝二年定为三十税一，遂成两汉定制；唐太宗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为治国纲领，明太祖将田赋计划收入长期压在两千七百万石上下，坚持藏富于民，清初更是把”永不加赋”刻进祖训。
低税率几乎成了正统性的装饰物，一遍一遍地向天下宣告，本朝是向着百姓的，一切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你们好。
二、附加之重在正税之外的无边荒原
教百姓苦的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正税，而是附加税，这种税如果没有边界、不透明，可以说是万恶之源，甚至将它说成是掀开人性的潘多拉魔盒也不为过。
汉朝的田租虽只有三十税一，可算赋、口赋、更赋、徭役层层加身，加上盐铁官营的专卖差价，那就要人命了，董仲舒痛陈”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无地的佃农要把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
这哪里还是税？分明是刮人膏脂的刀！
唐朝两税法本意是并税，简化税政，出发点没有问题，但德宗下诏将两税再提高两成。
他不怕招来百姓怨恨吗？怕，但统治阶级兜里缺钱了，冗员不能裁，裁了影响稳定，皇室的开支不能减，军费、维稳的支出也不能减，那就只能从百姓身上捞了。
不止是两税提高了两成，盐、铁这些由政府垄断的产品同步涨价，百姓兜的钱不仅少了，生活成本还涨了，这不要人命吗？陆贽曾上疏说，税外诛求百姓，”殆过于税”。说人话就是，正税以外的负担已经人命了。
明朝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况，张居正改革抬出一条鞭法，把各种杂派、附加税合并成一条折银征收，看似简化税政，减少行政成本，干净利落，但张居正改革有两样东西没动，一是政府人员没减，二是体制没动，这两样东西没动的话，税制合并之后，就把人性的阴暗面撕了开来，火耗等原来藏在暗处的陋规，被摆到了明面上。
明末为辽东战事和镇压民变，再加辽饷、剿饷、练饷”三饷”。三饷正确的理解就是附加税，年加派从几百万一路攀升至上千万两，超过正赋之数倍。
清朝同样如此，火耗归公后，火耗就慢慢地”等同于正项”。
大家看出来了没？正常的税没有问题，可怕的是附加税。
三、黄宗羲定律：每一次并税，都是一次加税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里看穿了这套把戏，他说”积累莫返之害”。这句话被后世认为是黄宗羲定律，意思就是每一次并税都是一次加税。
你看唐之两税、明之一条鞭，都是并税改革吧？把旧税并入一个新的名目，可没过多久，新杂税又从名目之外生长了出来，于是就成了税上加税，且愈演愈烈，后世学者秦晖将此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这一定律的机理并不神秘，并税只合并了名目，简化了上面收税的流程，换句话说是收税更容易，但是请注意，政府收钱的手段容易了之后，人员并没有减少，支出也没有压缩，更没有给执行者——从州县官到胥吏——一个制度上的约束，噩梦就这样开始了。
或许，像张居正那样的改革者初衷是好的，但他们忘了另一件事：
只要开支的结构没变，钱不够花的逻辑就不会变，新税长出来只是时间问题，恶之花的种子种下后，开花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四、钱都去哪儿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老生常谈的问题，年年收税，年年加税，财政依然没钱，钱去哪儿了？
王朝中后期的财政窟窿，主要被两样东西吞了——人和刀。
我们来看宋代的”三冗”问题，其官员数量从早期的一万增至中期的三万，涨了三倍；其军队从太祖朝的三十七万膨胀到仁宗朝的一百五十万，蔡襄统计军费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六成到八成。
宋代的总人口是多少呢？巅峰时期差不多是一亿，注意，这一亿是总人口，包括了老弱病残，换句话说，真正在给财政持续输血的人丁约五千万左右。
百姓的压力大吗？其实账算到这里其实还好，但如果再加上官员的家眷、编外的胥吏以及皇亲国戚等不事生产，但消耗财政最大的这一群人，百姓的压力就上来了。但到这一步其实也还可以承受，真正让百姓无法忍受的是，那群不事生产的人无止无休的剥削和压榨。
宋朝不是不会算账，而是不敢算——兵是统治的枪，也是流民的收容所；官是皇权的柱，没他们系统无法运转，官和兵是皇家的利益共同体，能动他们吗？
宋神宗变法时，文彦博一句话说破了天机，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裁冗官，会得罪整个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是皇权合法性的来源；裁冗兵，会制造数十万失业流民——他们转眼就会变成反贼；动宗室，更是动摇皇权自身的血缘根基。
明代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洪武年间宗室男女不过五十八人，到嘉靖八年已逾八千，嘉靖四十四年近两万九千人，万历三十三年在册宗室高达八万。这些人不耕不织、不税不役，每年坐吃宗禄，嘉靖末年宗室禄米高达八百五十三万石，比京师岁供的粮额还多出一倍。
而养着这一群”天潢贵胄”的，是地方财政和千万农户。
军费和宗室只是冰山一角。明末辽东用兵，万历三大征耗银逾千万两，加派如雪片般飞来。崇祯登基时，国库空得连九边的军饷都发不出来——而与此同时，文武百官的俸禄却一文不能少。
于是王朝陷入一个死循环：财政越紧，越要靠上层维持统治，越不敢动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越固化，财政窟窿越大，越要向下加派搜刮。
庙堂与民间的不平衡，就在这个循环里越拉越大。
说到这儿，本文差不多行文至末尾了，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看，几乎每一个王朝的黄昏，都写着同样的病历：正税不重，杂税如山；中央入不敷出，既得利益纹丝不动……
黄宗羲在三百多年前就给这一现象出了剂药方：复位天下之赋、按三十税一重定赋税。
黄宗羲就当时而言，是个十足的激进派，便是放到今天，他的想法依然是先进、激进的，他也曾喊出不尊皇帝的口号，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框架，如果说只动名目、不动分配，只是复位天下之税，而不动体制本身，那么历史一定还会重演，也逃不出他自己说的”积累莫返之害”。
现在回到开篇提到的，鸟为食，人为利，这是天性，税收的乱与否，关键是制订的制度能否束缚的恶，散发人性中的光，否则人性之恶一定会为了利益肆无忌惮，无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