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给我们的印象是硬气，所谓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样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关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前因后果，我曾在前面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讲过，大家可以参阅（https://xiaosheng.net/archives/898.html），本文不再赘述，只讲崇祯帝朱由检议和的事情。

关于朱由检与清廷议和的事件，在相关历史书里并不多见，原因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属于绝密，只有少数几个部院大臣知晓，外廷官员是不知道的。

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大明从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当年土木之变， 皇帝被俘，瓦剌首领欲利用明英宗向明廷狠狠的敲一笔，结果朝野内外文臣武将的思想都非常统一，重新拥立了一位皇帝，把明英宗抛弃了。

这是明朝的传统，至于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成因比较复杂，有国都在北京的原因，退一步即万劫不复，也有文臣的风骨，轻生死、重气节，由于这个话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到了明末的崇祯时期，国内外环境已与此前大不相同，一方面是李自成、张献忠组织农民，在陕西以及中原地区攻城掠地，一方面是后金崛起，明军在与后金的对抗中，除了袁崇焕在锦州、宁远以固守城池的方式，令后金不得已退兵之外，其余在跟后金的野战或阵地战中，几乎完败。

特别是大凌河一战，皇太极采用围点打援的方式，击溃了明朝在辽东的精锐，且迫使大凌河城内的祖大寿投降。其后，其又用同样的战术围困锦州，明军以惨败收场，致使洪承畴降清，锦州、松山、杏山三城沦陷，此后，辽东全境只余宁远一座孤城坚守在辽东。

这一年是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标志着大明王朝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究竟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连内部都不稳定，连国内的起义都无法平定，更谈何对付外部的敌人呢？

所以在崇祯十五年初，兵部尚书陈新甲上了道密折，内容是赔款议和。

朱由检见到这道密折时没有反对，但他警告了陈新甲，说这件事情必须要保密。保密的范围是，只要是未参与议和的，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不让他们知道。换句话说，如果议和成功了，只当是在大明的兵威之下，清廷主动退步休和。

陈新甲议和的念头应该是早就有了，他在年初上密折之前，就跟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提过，傅宗龙是天启、崇祯两朝兵部尚书孙承宗的门生，此前由于忤逆抗旨罪被下狱论死，只是还没等被斩，起义军在各省高歌猛进，明军兼顾不暇，朱由检不得不把傅宗龙放出来，让他担任陕西三边总督去剿匪。

作为知兵的文臣，傅宗龙太清楚眼下的形势了，自然不会反对朝廷跟外部议和。但傅宗龙在赴任出征前，将这事跟内阁大学士谢升提了一嘴。他认为议和这么大的事情，内阁肯定是知道的，可傅宗龙怎么都没想到，朱由检的指示是，只要未参与议和的，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保密。

谢升知道这件事时，陈新甲实际上已经将议和的密折交给朱由检了，朱由检也同意了，而作为内阁大臣，谢升觉得有必要跟皇帝商量一下，于是就把傅宗龙跟他讲的这件事，与朱由检提了一下。

朱由检是什么反应呢？

说实话，朱由检这个人虽然说勤勤恳恳，一心扑在中兴大明这件事上，但有时候他又是极为虚伪和自负的，比如他至死都不承认是自己的错，说满朝文武都是亡国之臣；其次，在重大决策上即便是心中有了主意，也不轻易说出口，而是让大臣提出来，如此万一失败了，那也是大臣的错，不损皇帝之英明。

同样，议和一事，在明廷是极为敏感的，朱由检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这件事泄露了出去，就等同于捅了马蜂窝，且不论言官御史会群起而攻之，更有损朝廷之威风，以及皇帝之英明。

所以，当谢升提出这件事时，朱由检的反应是大怒，急召陈新甲入宫，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

谢升并不知道陈新甲已经写了密奏给朱由检看过了，因见龙颜大怒，遂出来当和事佬，说在如今这种形势下，议和不失为一件权宜之策，要是真的议和成功了，至少可以腾出手来镇压国内的起义。

听了谢升的话后，朱由检的火气方才平息下来，《明史》的记载是“帝默然。”

“帝默然”三字可谓用的妙啊，没说同意，但也没点头答应，至少在大臣面前保住了帝王的脸面和英明的形象。但随后又密谕陈新甲，说议和一事要“密图之”。

同年三月，陈新甲秉着“密图之”的方针，派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等往大清议和，皇太极方面则派出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等前往谈判。

如果谈判顺利的话，明、清之间可以维持一段短暂的和平，因为此时的皇太极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况且无论是打宁远还是克山海关，都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所以他也需要休整，或是为日后入关做准备。

鉴于此，清廷也有议和的倾向，双方来往数次之后，清廷给出的条件是：明方须每年给清方岁币金万两、银百万两。清方作为回馈，给明方人参千斛、貂皮千张。

这是钱币方面的约定。在国界方面，清方提出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方的国界，而清方则以塔山为界，在宁远和塔山之间，选择连山作为两国的缓冲地，也作为两国互市的交易点。

此外，清廷还提出了，如果清方有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同样，如果有明人逃叛至清方，清方也有义务遣还。
（注：此时朝鲜已被清军征服，属清廷附属国）

和谈进行到这一步时基本没有大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双方互递国书，遵守和约了，可没想到的是，在这节骨眼上还是出了意外。

据《明季北略》记载，负责谈判的职方郎中马绍愉将明、清双方谈判的结果提交给了陈新甲，陈新甲看完之后，将之放在了书桌上。其门下书吏以为是塘报，抄送给了兵部下面的各级衙门。

《明季北略》的原话是：“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这件事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有疑惑，如此绝密之事，未经上级许可，下面的人会私自传抄给各级衙门吗？

后来还是想通了，这件事坏就坏在绝密上。

按照正常的流程，兵部的公文当然需要传抄给下级部门，但其门下书吏由于不知道此事属于绝密，以为是正常的来自辽东的塘报，于是就将它公开了。

这下捅了马蜂窝了，给事中方士亮、马嘉植等言官御史纷纷上疏弹劾，说兵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大明自太祖以降从未有过之奇耻大辱。

那么捅了马蜂窝后，这件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的呢？

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但凡朱由检还有点担当，依然是有挽回余地的，因为国内外的形势摆在眼前，如果不议和，依旧于内外两线作战，财政能不能支撑，兵力是否足以应付，国家会不会亡？只要把这些问题抛出来，摆在言官面前，并质问他们，除了议和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然后以皇帝的权威强行推进和议，和谈是完全可以促成的，毕竟谈了这么久，只差这最后一哆嗦了。

但朱由检的表现是，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枪头一转，跟言官们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我非常怀疑，朱由检虽然口口声声要中兴，要做一位勤俭的明君，实际上在他的心里，可能面子比国家的命运还要重要。

当着言官的面，他居然严厉谴责陈新甲，并且让他陈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新甲当然是清楚这位皇帝的性子的，太爱面子了，议和这么难堪的事情他如何会沾染半分呢？所以，陈新甲认为朱由俭是在演戏，就像上一次在谢升面前演戏一样，过后依旧会推动议和的。

出于这样的一种心思，陈新甲非但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且认为有功，说御史只知弹劾，却不知为国家分忧，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那你们倒是拿出个更好的法子来啊？

只惜政治上的事情，有时候不论是非对错，讲的是屁股有没有坐对地方，在大义、气节等响亮的口号面前，与敌对势力暗通，无论出发点是好是坏，在那帮“正人君子”面前，你已经成了无可辩驳的叛徒和卖国贼。

更可怕的是朱由检，陈新甲以为他是在演戏，但他却动真格的了，在面子和国家的利益面前，他果断地选择了面子。

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

这下陈新甲着实慌了，原来你真的翻脸不认人啊！

王朝末年基本都有这样一个特征：财政枯竭，无官不贪。国家没钱了，但官员们个个都富可敌国，陈新甲也不例外，手里有很多钱，为了使自己免罪，花了很多金银买通各级官员，让他们替自己说情，说是只要给皇帝一个台阶下，那么他就能逃过这一劫。

于是，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大学士周延儒、陈演等人或上疏或于帝前说情，希望放了陈新甲。

这么多人说情，朱由检是什么态度呢？他放了陈新甲了吗？

他已经骑虎难下了。如果说就这么放了陈新甲，岂不就原谅他议和一事，甚至是允许议和之事发生了吗？但如果不放，或是真杀了他，议和这事就算是彻底黄了。

在面子与国家命运面前，朱由检再次选择了面子。当大学士周延儒劝说，敌兵未克我城，不能杀大司马时，朱由检义愤填膺地说，他议和之事姑且不论，可清兵杀我宗亲这笔账怎么算？
（注：皇太极入塞时，鲁王朱以派自缢，德王朱由枢被俘，后死于沈阳）

当朱由检喊出这句话来时，劝说的大臣都不敢多嘴了，因为性质变了，与明皇室不共戴天的仇敌议和，岂不就是死罪吗？

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斩首弃市。

明与清的议和就这样结束了，而明王朝也就这样结束了。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席卷中原，兵锋直指北京，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

当时，有能力入京勤王，并解北京之危的只有孤守宁远的吴三桂，但这个时候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如果调吴三桂的兵马入京，也就意味着需要放弃宁远。

怎么选呢？

朱由检选择了不选，且把这道选择题抛给了大臣们。

大臣们也不傻，你要当明君，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我们的形象虽然不重要，可得保命啊，万一到时言官御史们弹劾，说放弃宁远，致使辽东全境丢失，罪不可赦，那我们的脑袋不就得搬家了吗？

大臣们不回答，急得朱由检绕殿痛呼：诸臣皆是亡国之臣。

一个月后，李自成已接近北京了，朱由检这才肯放下自尊、拉下脸，下旨让吴三桂入京。

吴三桂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接到入京的圣旨的，而正是在同一天，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了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