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臃肿，冗官冗员、

人浮于事

现象突出，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事实上在每朝每代，都有清醒的官员提出裁汰冗官，也有清醒的皇帝提出改革官制，清理可有可无的部门，精减官员人数，以减少财政开支，减轻百姓负担。

明朝嘉靖时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在朱厚熜的主持下开了个财政会议，当时有个叫刘体乾的官员提出：“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

意思是说，想要增加财政收入，只有铲除谋财、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才行。

那谁是谋财、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呢？

刘体乾说，当下损国害财最大的群体就是官员。他的理由是，官员本质上是管理者，他们本身不会生产财富，只会消耗财富，官员多了财政支出自然就大了，这就叫做冗官冗费，只要这二冗一除，国库自丰，就这么简单。

朱厚熜听了吗？他当然没听，当时主政的是严嵩，众所周知，那是个巨贪，严嵩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一万多两，白银两百多万两。

从这个角度去看冗官问题的话，其实冗官的危害远不止刘体乾提出消耗财政的问题，因为在封建体制下，由于权力没有被限制和监督，权大于法，自然就会产生腐败，所以官员问题不只是“二冗”，还有贪污，可能贪污比“二冗”问题还要严重一些。

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明朝改革第一人，其大刀阔斧的改革，成功为明朝续命几十年，是公认的好官、改革家。但是在张居正被清算时，也从他的家里抄出了黄金万两，白银十多万两。

好官都贪，更别说是贪官了。

那么明朝有多少官员呢？文武官员加起来十二到十三万左右，光是官员的开支每年都得一千多万两银子，他们贪了多少就无从计算了。

官员的俸禄支出是一千多万两银子，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里我来给大家列组具体的数字：

明朝财政收入的高峰值是在万历中期，约为两千万两白银，其次是宣德、洪武、永乐等时期。至明武宗正德时期开始，到嘉靖、天启、崇祯等时期，收入年年减少，一般只维持在450万到500万两之间。

也就是说，到了明朝后期，财政收入已经支撑不起官员的开支了。但更要命的是，这时候衙门机构的官员越来越多，皇亲贵族吃饱了没事干，光生孩子去了，这部分的人口也越来越庞大，再加上边关越来越乱，军费支出累年增加。所以到了崇祯后期，财政赤字，国库空了，朱由检穷得没办法，到了向大臣借钱的地步。

类似这种财政收入年年减少，但国库的支出反而越来越巨大的例子，并非只是明朝的个例，几乎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

无论是宋朝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他们改革的方向无一不是向官员开刀，原因无外乎一点，养的官员多了，国家和百姓的负担就重了，这其实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一个道理，但为什么冗官冗员的问题一直存在，无法治理和解决呢？

其实“改革”二字没有那么高大上，我们用浅白一点的话解释就是，要将财富重新分配，从富人手里拿钱出来，分配一些给穷人。

那么有人愿意吗？

自然是没人愿意的，这是人性决定的，别说是那些掌着大权的人不愿意，就算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哪个会乐意把自己兜里的钱拿出来，去分给别人呢？

所以历史上的改革为什么会屡屡失败？正是因为触及到了权贵的利益。

有人可能会问，皇帝亲自抓改革也不能实现吗？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后，不仅全力支持王安石，后来王安石被弹劾下台后，他还自己一手抓改革，但遗憾的是，还是失败了。

改革的阻力太大了，可以说每往前推行一步都困难重重。

我们在上一章中曾提到，科举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三年的科举只能录取约一百个进士名额，这些考上进士的人，一步登天，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权贵阶级，巨大的财富在他们当官的那一刻起便向他们集中，这些即得利益者，怎么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利益？

那情形就像是狼咬着自己嘴里的肉一样，是不可能轻易松口的，皇帝的权威虽大，但偌大的中国是靠谁在管理的，皇帝的权威是靠谁在衬托的？自然是官员，如果那些即得利益者全部站出来反对，皇帝也架不住这种内部的混乱。

况且，从本质上讲，皇帝和大臣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是大地主和小地主的区别而已，所以在很多时候皇帝都不会去破坏即得利益者们的权益。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上百年的统治史，但像样的改革都只有一次且都是以失败告终呢？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封建专制体制没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几乎绝大多数的皇帝和臣僚们，都只是守着祖宗的旧法缝缝补补，于是就陷入了王朝更替的死循环，每一个新兴王朝的崛起，都不过是打倒了一批旧权贵，又起来一批新权贵罢了，换汤不换药。

我经常说，我们的历史不一定总是在前进的，有时候会倒退，正是源自封建王朝的体制没有纠错和更新的机制，那一套体制它是封闭的，容不下任何杂音。在里面的是一批利益一致的大小地主，谁想要进去分一杯羹，或是指责他们拿得太多了，要求他们少拿一点，他们都会跟你拼命。

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冗官冗员问题能得以解决吗？

答案是不能的。

在明嘉靖的时候，俺答包围了北京城，后来俺答退兵后，有人趁机提出裁减政府官员，以增加财政收入。当时朱厚熜也确实感受到了来自财政的压力，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下诏精减机构，裁汰冗员。

最后裁了些什么人呢？裁了些临时工，没有涉及到一个正式官员。

别看朱厚熜天天修道炼丹，想着长生不老，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跟那些官僚的利益是一致的，是自己人，是动不得的。

既然官僚是自己人，动不得，那么在政府机构的官员满员、足额之后，能不能不再收录？

也不行，而且是绝对不能停止招收官员的。

在上一章中我们讲到，科举的本质是为了统治的稳定，如果把那些寒门晋升的路给堵死了，断了他们的希望，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就多了，是会乱的。所以，即便是在衙门机构的官员已经足够了的情况下，也要硬着头皮继续招收官员进来。

那官员太多了，安排不下怎么办？

好办，一是增加机构，二是增加闲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清闲衙门，以及很多官员不用做事只领俸禄的原因。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表现突出者政府需要出面扶持，作为人才引进的一种方式，破格录用进入官僚团体，比如明朝的时候，有

一些比较出众的艺术人才或工匠，皇帝特别欣赏他们的才华，给他们一个闲职，寄禄在锦衣卫。

所谓的寄禄，说难听一些，其实就是官场的寄生虫，没什么实际用处，也不需要干行政上的工作，但照样月月都可以领工资。

还有是通过读书考上来的、有些关系的世家子弟，或者是通过关系进来的官二代，他们同样没什么实际能耐，但这部分人祖辈都是当官的，跟皇帝属于是利益共同体，不能得罪他们，有福同享嘛，官员的子弟怎能让他们吃苦呢？必须得把他们安排进官僚团体内，但一时半会儿没地方安排官职怎么办呢？也以寄禄的方式塞入官场。

新晋的进士、优秀的文艺人才、官二代等不断地塞进来，再加上权力没有监督和限制，一群即得利益者牢牢地把控着朝政，死活不肯松手，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冗官冗员越来越多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特定的体制下，几乎可以说是个死局，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萧盛的历史领地，原创文章，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