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水师》创作札记

作者：萧盛，来源：微信读书

作为一名历史作者，我曾经最为迷恋的是宋朝，因为宋朝被誉是“封建时代文化艺术的高峰”，我也曾写过关于宋朝的历史书籍以及宋朝背景的小说，但在我的作品里面，书写最多的却是明朝，倒不是说明朝比宋朝更文明、更值得书写，而是明朝留给我们的遗憾更多，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

提到明朝的水师，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想到郑和下西洋，想到戚继光抗倭，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曾经强盛一时的明朝水师迅速衰落，直至嘉靖年间废弛到了谷底。海禁政策的长期限制，不仅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对应的造船技术也停滞不前。当年郑和远征时的宝船逐渐在海港中慢慢烂掉，至十六世纪初，明朝水师所用的最大战船都是用旧船的木料建造的。

所以，在《大明水师》里，当主人公尹遥在双屿岛的造船厂里，看到用全新的造船技术造出来的大型船只时，不觉看呆了，再对比大明内陆的情况，“现在除了官方的造船厂外，民间的船厂几乎全部封禁，在民间不得打造船只的严令下，别说是如此大规模的新船，甚至连新造的小船都非常少见。”

事实上，海禁禁的不只是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连同一起被禁止的还有商业、经济以及对外的文化、技术的交流和发展的机会。

这正是明朝留给我们的遗憾，特别是晚明“隆庆开关”后，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当时之中国被称之为是“白银的窖藏库”，但“白银的窖藏库”的比喻，不是褒义的，它恰恰是贬义的，因为大量的白银涌入之后，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及技术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而是被一部分有藏起来了。更使人遗憾的是，“隆庆开关”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甚至连张居正的改革，也只是理顺了内部的矛盾，并没有针对外部的发展和交流进行改革。

《大明水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故事，对于我来说，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情节是否足够精彩，反倒是放在次要位置的，能够吸引读者阅读下去即可，我更重要的任务是，能够表达出其现实意义。

书中曾借李大年之口说：“倘若连百姓的生存都成了问题，那就只能说明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这正是本书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

而具体需要体现的当时的社会问题，我则是放在了明政府要去打击的双屿岛。作为一名基层的水兵，时代洪流下的小人物，尹遥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迷茫的，“海禁之下，百姓苦，官兵也苦。我们手里的刀，本该对外，却总对着自己人。”他也是痛苦的，被戚继光选中派去双屿岛卧底，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要报父仇，仅此而已。

但当他看到双屿岛这个“海外的世界”时，他才真正看清楚了民间的百姓有多苦，为了一口吃的，为了生存，甚至需要以命相博，也看清楚了国内与外面的差距，从破旧的军用舢板到落后的碗口铳，从文官掣肘到军饷克扣，撕开了天朝上国虚浮的面纱，同时也揭示出海禁以及大明水师为何敌不过倭寇的深层原因。

于是尹遥的想法渐渐地变了，他说：“老子想改变这个现状！要让百姓不再受这苦难，让所有人可以自由活着！”

可是想要自由地活着便需要破局，破局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振水师，一个国家想要繁荣稳定，前提是边防的安宁，而边防的安宁则取决于军队是否足够强大。

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军队的强大，显然不是一个小人物可以决定的，所以最后尹遥与“佛坛”这个试图砸开大明海防线的组织的对决，事实上是想通过个人意志，去唤醒国人，我们要的不是海禁，而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和强大的海防，想要通过这样一场胜利，让朝中的当权者觉醒，一禁了之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而真正的强大是开放。

所以这个故事注定了是一个悲剧。

我没有刻意要去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最后靠一个小人物挽救了国家的命运，这是不切实际的，也一定是个无聊的幻想，我不想写那种所谓的比较爽的故事，因为自我幻想和满足，不该成为一个民族的主流，更不该成为文学表达的主流。

悲剧是符合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的语境的，尹遥为了“许人以自由，予人以快乐”的理想，汪直、毛海峰想要成为合法的商人的愿望，佛主的“为民请命”，戚继光的“铁血水师梦”，我没有用绝对的是与非、对与错去解释，那都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体现出来的众生像，或许微信读书里读者评价的“不算是开放式”的结尾，正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