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一项伟大的创举，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读书人以及朝廷取士的公平性。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汉朝实行的是察举制，就是通过有名望的人举荐，从而得到入仕的资格。

众所周知，但凡是通过人情办事的，就难免产生腐败，况且一般人也很难有背景和靠山，于是读书入仕成了名门望族的专属，官场成为近亲繁殖的场所。

从东汉末年始，自魏晋以降，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

所谓中正，指的是考评官员，一般由朝中的三公九卿等有名望的大员组成，所谓九品，是指考核的标准。

中正官从家庭背景、思想品德、学识才能等三个方面审核人才，经综合品评，分出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然后将品评结果上报吏部，吏部根据中正官的初审结果，最终确定授官的级别。

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取士的公平性，至少不像是察举制那样，由一两个人决定的。但我们依然能看得出来，九品中正制依然是由人情成份在的，孰优孰劣说到底还是由中正官说了算，只要某一件事是由人情决定的，而非相应的律法，那么这里面伸缩的空间就大了，伸缩空间一大，就会滋生腐败。

后来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如东晋的 “王、谢、袁、萧” 四大家族势力垄断政治、经济等领域，中正官要么被士族子弟把控，要么被士族左右，审核的标准和结果逐渐向家世倾斜，最终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局面，官场再次成为了近亲繁殖 的场所。

阶级固化对统治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一则容易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朋党勾结，连皇帝都无法掌控，二则会激起下层的不满，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希望的，那么这是件多么令人绝望的事情，人不就是为了某些希望而活着的吗？一旦失去了希望，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所以统治者为了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往往会想尽办法，尽量保证读书取士的公平性。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科举不是为了取士，是为了稳定吗？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是的！科举就是为了稳定。是为了不让官场形成朋党和势力，为了安抚百姓，也为了给普通人一个能向上晋升，或跨越阶层的希望。

我们以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为例，它是从察举制改良而来的，至少我们从表面上理解，是朝廷为了取士的公平而对教育进行的改革，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肯定了九品中正制，说是此举为寒门开了一扇窗。

比如曹魏名臣邓艾，就是从寒门通过九品中正制晋升的。

真的是如此吗？当时普通的农民真的有机会通过读书而跨越阶层，步入上流社会吗？

答案是否定的，贫民绝对没有跨越阶层的机会。

要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得理解什么是寒门。

很多人一听寒门学子这个词，就认为是贫苦的农家子弟，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寒门并非是指农民，至少不是指贫苦的农民。

寒门这个词，准确地说，应该是跟门阀士族相对的一个社会阶层概念，他指的是没有显赫家族背景，不是属于名门望族的子弟，也不是世代为官的官宦之家，乃是属于有一定经济基础，或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书香门第。比如像我这样的，没有社会背景，祖上也没有当官的，但也不是以务农种地为生的，一定的知识背景，以当时封建社会的那套理论，我就是标准的寒门。

我们以前面提到邓艾来说，他也不是贫苦的农民家庭，属于是寒门子弟，曾也是南阳新野一带的大族，只不过后来没落了，失去了望族的地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邓艾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的。

从这个角度而论，普通的贫苦的农民家庭，或是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奴，是不可能有通过读书跨越阶层的机会的。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已经提到，在统治者眼里，农民只是一个会说话能劳动的工具而已，是他们剥削的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把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的农民当人。

这么说可能有点残酷，这些字眼看上去可能也有些刺眼，但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时间来到隋朝，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以分科考核的形式来取士，这便是科举制的开端。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在隋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科举，设立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为 “诗赋、策论” 为主，重点考察士子的文学才华以及对时政的见解，这一行为被认为是，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的标志。

进入唐朝后，统治者对科举制度进一步优化，除进士科、明经科外，又增加了秀才、明法（法律）、明算（数学）、童子（少年人才）等科目，确立从乡试（地方考试）到省试（中央尚书省考试）的两级考试制度，后来又增设殿试（皇帝亲考），形成分科取士的一套完整的体系，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成熟。

这一套科举制度最公平的核心的一点是，允许寒门子弟自主报名参加考试，不需要再经过中正官或地方名人的推荐，实现了报名和科举的自由，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实行，中间没有了人情的成份。

此后，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均实行了这一套科举制度，虽在细节上有所改进，但这一核心形式却被一直保留下来，贯穿整个封建王朝时期。

说到这儿，我不妨再提一个问题，自唐至清，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史上，普通的农民有机会通过读书入仕，实现阶层跨越吗？

答案是，没有机会。

史书上普遍认为，唐朝的科举制度成熟以后，扩大了科举范围，取消了科举门槛，使广大寒门学子有了晋升的希望，其中一个显著的案例是被誉为寒门奇迹的裴度。

但我们在前文说了，寒门并非是指普通的或贫苦的农民，在唐代，裴姓本身就是大姓，裴度有河东裴氏的大背景，祖父裴有邻，曾任濮州濮阳县县令，父亲裴溆，也是任河南府渑池县县丞，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乃是妥妥的公务员家庭出身，其身份岂是普通的百姓可比的？

只不过裴度父亲早逝，没了依靠，迫于生计，小时候曾放过牛。

另一个案例是南宋的思想家陈亮，被认为是家贫揭不开锅的农民子弟。

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的。

陈亮的祖上是颍川陈氏，属于是名门望族，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陈氏随晋室南迁，后定居浙江，属于是浙江永康的陈姓六族之中的其中一脉。

如果说这么追踪溯源扯得有点远了，那么我们来看陈亮的曾祖父陈知远，史载在北宋末年，陈知远以“以武弁赴京守御”，其具体职务已不可考，但至少是一位低级武官。祖父陈益，史载曾入舍选，入舍是宋神宗时期的教育方式，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将太学分为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读满规定的学期后，最后按科举考试的成绩分配官职。

因此，按此说法，陈益曾是太学的学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大学生。只不过后来他没考中，遂迁徙至龙窟山下务农。

从以上叙述来看，陈亮小时候生活可能不怎么富裕，父亲陈次尹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劳作，但对陈亮的教育从来都没有松懈过，他自己也曾回忆说，祖父和祖母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通过读书重振陈家门庭。

总而言之，陈亮祖辈也并非是农户，同样属于是标准的寒门子弟。

同样，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如此，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断齑画粥的苦读故事流传千年，成为了寒门进入国家中枢的典范，但他也不是普遍的农民家庭，范氏自唐及宋，一直是望族，其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其父范墉归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同样是名门望族，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寒门出贵子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很多人都误以为这句话的涵义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都有机会出将入相，其实是谬误。

或许是我知识有限，尚未见到更多或更冷门的史料，至少在我查阅过的史料来看，在中国封建科举史上，没有见过一个农民通过读书而当官的。

那么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农民没有机会呢？

说穿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上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我们已提到农民的性质，本质上奴隶，后来虽然改变了农奴的身份，但在大小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下，在各类赋税和苛捐之下，他们的收入仅供勉强维生而已，连生病都没钱医治，要是遇上灾年或战乱，便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哪来的钱给孩子读书？

有人说，我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

问题是哪来的锅可供砸啊。以历代封建社会农民的收入而论，一个贫民家庭，即便是省吃节用，也得花十年之积蓄来培养一个秀才，如果还要继续往上读，想要考上举人，得花三代人的积蓄。但举人距离进士还差一级呢，就算咬牙继续供孩子读书，能考上进士吗？考上的概率有多大呢？

实事求是地讲，普通农民能考上进士的概率几乎为零。

我们常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科举，可是科举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对大多数人来讲并没一个具体的概念，我来给出一组具体的数字：

唐朝：每年一考，录取数为二十到三十人。

宋、明、清：每三年一考，录取数约一百人。

唐朝二百八十九年，进士总数为5542人；两宋三百一十九年，进士总数为59598 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进士总数为24594 人；清朝二百七十六年，进士总数为26849 人。

看到这组数字后，还有人敢拍着胸脯说，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吗？

除了竞争激烈和经济问题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普通农民参加考举的拦路虎——户籍制度。

户籍制我们称它为万恶的制度也不为过，它不只是阻碍了普通人的读书和学习，还限制了工作和经商的范围，如果说关禁闭是禁足的一项规定的话，那么户籍制可以说是一项大号的禁足制度。

自有考科制以来，每朝每代都严格执行按地区分配科举名额，那么要怎么辨别考生的户籍呢？除了我们常说的户口簿外，还得有土地或房产证明。为了限制考生“冒籍”，对房产具体的居住年限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宋朝，考生须在当地拥有户籍，且实际居住要满七期，方可报考；明朝实行的是户籍和身份的双重限制，如只有民户、军户、匠户等拥有正式户籍的，方可参加科举，没有户籍的贱民、流民则世代无考举资格；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宋、明两朝，也有严格的户籍限制，但多了一项，如果是因特殊原因移民的，必须入移民地二十年，且购置有产业的方可应试。

这些为科举设置的门槛，对普通农民几乎可以说是对立的，这就是导致了在一千三百年的考举史上，没有普通农民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原因，其本质是由封建社会的制度决定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站在统治者的立场，科举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招贤纳士，而是社会稳定。

农民从来都是被剥削者，他们只是会说话能劳动的生产力而已，虽然说，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几千年的历史，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文明的缔造者，没有农民的劳动，就没有我们辉煌的历史，土地和农民是一切的根基。

奈何在封建体制下，越是最底层的、最辛苦的那一群人，越没有社会地位，在统治者眼里，农民只有一个作用，就是通过劳动产生价值，而这产生的价值则要悉数交给大小官僚以及朝廷，然后文人妙笔生花，一切的功绩全部归于官僚及皇帝，哪怕是修建长城、运河这种庞大的工程，我们今天为之自傲的伟大奇迹，多少农民的血汗、生命埋在那些土壤里，又有几个人提到真正的建造者——农民呢？

他们累死了活该吗？

是的，至少在统治者眼里，他们累死了活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劳动力，死在劳动上面不是应该的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科举制度将农民排斥在外似乎就可以理解了，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让农民去劳动，让士族以及有一定背景和知识的家庭读书考试，这是合理的。

中国的农民除了劳作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本事是忍耐，一般情况下，只要饿不死，没有被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反抗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

在统治者眼里，唯一的不稳定因素反而是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和知识基础的寒门子弟，这部分人一则世代读书，有思想、有想法、有理想，二则祖上曾经辉煌过，有振兴门庭的观念，如果把这群人向上晋升的路给断绝了，是会出问题的。

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下篇文章来谈谈：古代衙门的冗官冗员现象为什么治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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