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是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资本主义萌芽既然作为一种现象，是否真实存在过，考证史料后就能得出答案，为什么会存在争议呢？

严格来讲，关于晚明时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并非是作为一个现象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概念由后世的相关专家提出来的。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

因为这个时间阶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处在一个动荡、变革的重要节点，全世界都在寻找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当时的中国也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当时提出

这个概念是带有浓郁的政治意味的，它实际上是一些学者在暗示政府，我们这个国家今后应该走哪个方向。再讲明确一点就是，你看，明朝的时候都已经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当下的我们就更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这个概念一出，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掀起了一场非常轰动的讨论，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场大论战，没过多久，这场论战蔓延到了史学界。

相关历史专家纷纷以此为视角，研究古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课题，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热门研究和讨论的历史话题。

比如上世纪的学者吴晗先生，也有专门的论述文章。

到了今天，除了一些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或是所谓的明粉，还会时常提起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话题，在史学界其实已经没人提了。最早的高中历史课本中，也曾收录过关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课题，但如今也已经修改了，

将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替换为：“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生产”的类似的论述。但在此论述的后面又进行了批注，大概的意思是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形态，所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已经淡出了主流学界的视野，成为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声音，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成为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即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否真的存在过？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二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个人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

在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由于是首次出现，所以处于萌芽状态，且那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太容易辨识，很难被意识到或察觉到的，远没有形成气候以及明显的特征。

如果当时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特征或气候，我们也就没有论证和讨论的必要了。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什么？

毫无疑问，想要发展经济，或者说是想要使经济高速发展，其必要的前提是，高度的自由与开放，但高度的自由与开放，恰恰是与封建社会相抵触的。众所周知，封建体制的特征是管制，限制包括文字、思想的表达，甚至连出行都在管制范围之内，如果没有路引，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高中课本中提到的，

“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生产”的论述是合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下，我们的支柱产业是农业，所谓的经济发展，也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的小农经济，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不会高速发展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现象。

比如，明朝立国后，在朱元璋、朱棣的主导下，大力发展棉花、桑麻的种植，并由此催生了纺织作坊，这些作坊绝大部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纺织作业，也有极个别的类似于现代的小型工厂，雇佣十来个工人，统一在厂房里面织布，生产工具也比较落后，远没有形成规模化和职业化，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

后来在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二人的治理下，开创了“仁宣之治”，国内经济开始发展，到

成化、弘治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阶层——市民，这个时候社会开始有了些变化。

具体的变化是，商业逐渐兴起，从事手工业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提到的市民，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住在城市里的居民，而是指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工人。

工人群体的增加，意味着工厂的增加，工厂的增加便也意味着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

成化、弘治时期，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了呢？

不是的。原因是体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没有改变，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经济占到整体经济的90%，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也依然存在，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在人们的观念里，除了当官就是务农，经济怎么可能会有大发展？

除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外，还有一个领域也是观测经济是否发展的晴雨表——文化。

文化是引领经济、科技等所有领域发展的前提条件，如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了，就意味着思想和观念开放了，思想和观念一旦开放，就意味着国家的经济、科技进入大爆发时期。

从洪熙、宣德时期的文化来看，当时的文化依然是官方文化为主，也就是理学、八股和台阁体，理学和八股是学生要学习、考试的书籍和行文的一种方式，台阁体则是由高层官员主导的一种文体和文风，词藻华丽，以歌颂和描述大好河山为主，从后世的眼光来看，那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文体。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读书人要么读书，要么选择务农，他们不会经商，也不屑于去经商；官员退休或被罢免后，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归隐，要么务农，要么经营家里的那几亩地去了。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官，要么当农民。

如果说连读书人都只有当官和务农两种选择的话，那么农民还有什么选择呢？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所以，社会经济就只能停滞在小农经济时代。

明代的文化真正开始活跃是在嘉靖和万历时期，特别是像王阳明、李贽等哲学家、思想家，基本都是在嘉靖、万历时期出现的，而明朝经济的大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那么，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就是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来看嘉靖、万历时期国内的社会情况，以就外部的形势。

在经济复苏、商业发展、各行各业都比较活跃的时期，一般都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社会上的年轻人不再将当官视为唯一的出路，官员也开始下海，去商场上分一杯羹。

在弘治时期，内阁官员丘濬曾感叹说：今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意思是说，今天不从商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下，以及哲学家、思想家密集出现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就更加的开放了，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而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时候，科举不再是人们唯一的出路，有些几代经商的世家，甚至鼓励子孙出门经商。

再来说外部环境。

嘉靖时期，正处于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凭借他们的造船技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中国海域。他们的出现不一定是善意的，那帮洋人漂洋过海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殖民和侵略，二是寻找新的贸易伙伴。

也就是说，只要你足够强大，那么就意味着机遇来了。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弱肉强食的，我们不需要去指责洋人来者不善，因为只要你自身足够强大，他们给你带来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而恰恰当时的大明足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于是，机会来了！

中国的纺织品、茶叶、瓷器既是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精致的工艺品、奢侈品和稀缺品，那样的商品对洋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把世界想象成一个超级大市场的话，那么中国的商品有多少，他们就会要多少，完全不需要愁销量。

然而，在面对巨大的机遇时，挑战也同时迎面而来。

明朝从建国开始就实施了海禁，目的就是为了防外寇，现在洋人以做生意的名义出现，海禁开是不开，贸易放是不放？

明政府的决定是，维持海禁，不开放贸易。

有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统治者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开海禁，不放贸易，但当时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他们都看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有句话说得好啊，站在风口猪都能起飞，这样的机会哪个愿意错过？于是走私开始了。

当时那些较大的走私集团，无一例外都有官员作为靠山。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晚明时期所谓的外贸，其实是靠走私支撑起来的。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在“隆庆开关”初期，政府正常的关税收入是每年一万两白银，后来随着出海船只的逐步增加，关税收入增至两万到三万两左右。

两三万两的关税收入，以当时政府的税收总量来看，其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从嘉靖二十九年到南明弘光元年（1550-1645），这九十五年间，从世界流入中国的白银有多少呢？

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惊掉下巴，当时流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万四千吨！

一万四千吨白银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按明代一两银子折合37.3克计算，那么就是37533.5万两。
也就是说，当时的外贸交易总量接近了四亿。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个数据有些保守了，说是当时的外贸交易量应该在五亿以上，占全世界白银的三分之一。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欧洲人相当于是把一座巨大的银山搬到了中国。

我们如果把这个贸易总额，平均分摊到那九十五年里，每年的贸易出口总额约为四百万两银子左右。

大家能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由于整个世界都是中国商品的市场，于是就形成了一边倒式的巨大的贸易顺差，这种贸易顺差直接导致白银像潮水漫灌一样流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活脱脱就是一座白银的蓄水池，只要你的胃口足够大，就会有赚不完的银子。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我们也必需要注意到，就是在那九十五年间，由于时局不同，银子流入中国的速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万历以后的泰昌、天启、崇祯时期，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为了国家稳定，对海禁、走私自然会越收越紧，南明就更不用说了，几个小朝廷打来打去，根本没有精力去发展经济。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上提到的不管是三亿多还是五亿的外贸交易额，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和万历时期实现的。

如此庞大的外贸出口总额，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晚明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了呢？

得从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单从外贸交易量来看，明显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苗头了，但如果从政治体制上看，还算不上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的政治体制与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为了政权的稳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进行了严格的管控，这时候所谓的外贸交易量，其实绝大部分是靠走私来完成的。换句话说，海外的贸易没能发挥出它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以及资本形成等起到推动作用，更加没有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积累后的升级迭代，相反，那些流入中国的白银，不仅没有转化为经济动力，反而有半数以上的银子被相关的官员或商人私藏了起来，白银的蓄水池成了白银的窖藏库，那些本应该转化为经济动力、产业升级的银子被雪藏了。

还有一部分没有被雪藏起来的银子，则流入到了宫里，不是用于战争，就是被皇帝或皇宫里的人挥霍掉了。总而言之，巨额的财富流进来后，没有在社会以及经济领域流通，本应是一汪活水，激活市场经济，却反而变成了滩死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晚明中国工业革命之契机，科技发展之曙光，资本主义之萌芽，从此之后，统统与中国失之交臂！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晚明的中国曾有过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契机，可惜的是，由于封建体制的封闭性，它天生就跟市场经济是绝缘的，很难形成利好于经济的土壤，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以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朝中的大小官员，也都是读儒家书籍出身的，没有经济头脑不说，还拿着祖制到处扣帽子，但凡有谁冒犯了祖制，影响了帝国统治的稳定，不是罢黜，就是杀头，哪儿来的商业氛围呢？没有商业氛围，又哪儿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呢？

说到这儿，结论已经出来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晚明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或是浪漫主义的臆测罢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在晚明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后，出现的一道曙光而已，但是在乌云密布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压抑的氛围之中，那一道曙光是注定了不会在这片土地上照耀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