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对犯罪的人实施流放这一刑罚的存在，例如在《尚书·尧典》中就有描写舜平“四罪”的功绩，“四罪”指的就是共工、三苗、鲧和驩兜这四罪，而他们最后的结果也是遭到流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将这“四罪”流放在四方边远地区，这也就是最早的流放罪人的记载。

后来到了汉唐宋元几朝，流放发配这一罪罚更是常见，例如古代著名的诗人苏轼、李白、刘禹锡等都曾遭遇流放，甚至由于政治上的波橘云诡，连皇帝、驸马和王爷等皇亲贵族都曾遭遇过流放，足以见得流放这一罪责的波及范围之大，受历代君主所爱之深。

等到明代时，流放已经变成了一个君主对待犯人的常用刑罚，明清前大多数的流放地区都选择在潮湿或者干热的南方一带。

一是因为南方在宋以前即经济重心南移之前，所开发和发展的状态一直不如同一时期的北方，大都是些人口稀少，开垦程度低的地区。

二是古代南方的气候相比于开发程度高的中原一带更加恶劣，况且流放之人一般都是戴罪之身，古人对于流放的讲究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北人迁南，南人迁北”的说法，所以南方在帝王决定流放地点时一度成为了君主心中的“热门地区”。例如北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豪苏轼就曾经被贬到了惠州，惠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广东惠州地区。

当然官员被贬也属于流放的一种方式，虽然被流放了，但是苏轼境界高呀，照样被惠州的荔枝征服的一塌糊涂，甚至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佳句。

等到明朝的时候，也大都继承了前朝喜欢将人流放至南边的传统。除了继承传统之外，实际上明朝将人流放到南方受政治和版图势力的影响更加大。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带领军队打败元朝之后，占领了广大的中原地区，残存的一些元朝旧贵族大都北迁，占领了中原北部的一些地区和现在的蒙古及俄罗斯等地，北元仍占有较大的面积。而当时的东北地区生活的大多是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女真和达斡尔等，并不属于明朝的统治。

后来北元渐渐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北地区，那些本来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不堪元朝的折磨统治，在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区的元朝首领纷纷率部归降明朝，并于永乐年间被朱棣设置奴儿干都司统率，这才有了明政府管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一大机构，这时的东北地区才归属于明朝统治。

到了后来朱瞻基在位时，因为种种原因渐渐减少了对奴儿干地区的控制，又因为蒙古势力的崛起，慢慢地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不再受明朝控制，所以说，明朝真正的完全掌握东北地区的时间很短，仅仅不过数十载而已。后来到了17世纪女真努尔哈赤的兴起，奴儿干地区渐渐归女真所掌握，成为了孕育清朝的摇篮。

东北地区的管理不顺畅，北方地区又有蒙古势力的虎视眈眈，所以北部地区在明朝时作为战场更多于作为流放场地，而南方的的相对安定和完全掌握则令明朝统治者更加愿意将犯人发配南方。

而到了清朝地区，清朝由明朝时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政权后金演变而来，东北地区算是清朝建立的发源地，所以说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相对稳定，势力范围也较为浓厚。后来顺治皇帝由盛京迁都北京，建立起了全国的统治，同时南北方的统治都较为稳定，此时影响流放犯人地区的政治和版图势力影响就变小了，而经济又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南宋时虽已完成，但发挥作用更为明显的却是明清时期。经过明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明中期经济就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南方地区。在农业上面的占城稻和双季稻的扩大种植，提高了粮食产量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而明穆宗的废除海禁政策更促进了明朝海外贸易的发展，更有明中后期江南地区雇佣劳动关系出现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更为明代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更是可以从中看出明代时南方经济就已经独占鳌头了。

后来等到清代时，虽于明代相比经济较弱，但南方地区的开放程度和经济程度早已超过北方地区，以前将犯人流放至的岭南地区发展程度也较高，此时如果将犯人流放此处恐怕犯人还求之不得吧。

而相比于南方地区，早就具有了坚固的统治基础东北地区就脱颖而出了，更因为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流放犯人到东北地区服刑和服役则是最好不过了，而现在电视剧多出现的宁古塔地区，则就成了清朝时著名的流放之地了。

从两朝不同的流放地区可以看出，政策与君主的决定受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多种条件影响，也并非仅有君主喜好就可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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