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代晚期的隆庆开关，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绝大多数人都是持褒奖的态度的，一些明史的爱好者，甚至认为隆庆开关是一次古代版的改革开放。

明史爱好者这么认为是有依据的，因为晚明学者、漳州本地人张燮曾在他的《东西洋考》里提到，隆庆开关之后，海舶鳞集，商贾咸聚。

如果真的是海舶鳞集，商贾咸聚，那的确是非常热闹，非常繁荣的，将它比作是一次古代版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毫不为过。但我认为那既算不上是改革，也说不上是开放，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去看的话，隆庆开关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管控和统治。

我们都知道，嘉靖时期的倭乱是非常厉害的，东南沿海几乎没有平静过，戚继光、俞大猷可以说是连年打仗。

然而事实的情况是，沿海之乱成就了一代名将，却也是苦了一代百姓。海禁之下，渔民没了活路，只能走私，走私是犯法的，政府定然要派兵打击，官民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激化了。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嘉靖之后，隆庆帝朱载坖上台时，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社会矛盾持续激化不说，国家财政也没钱。

财政为什么会没钱呢？

抛开嘉靖帝修道、炼丹等挥霍掉的不说，一则是海禁造成东南沿海的百姓没钱，二则是社会上的财富在往少数人身上集中，海禁所禁止的其实是普通的百姓，那些有权势有背景的权贵，他们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出海贸易的，就像晚明学者张燮说的那样，在隆庆之前，豪门大户经常乘巨舰去海外进行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只是老实人和普通人。

另一个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原本农民手里的土地，很多都跑到权贵手里去了，这部分人要么是可以享受免税政策的，要么有逃税的能力，总之当土地聚拢到少数人手里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严重缩水了。

一方面是财政没钱，一方面是海禁之下倭寇、海盗越来越多，需要投入巨大的维稳支出，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就趁着朱载坖登基，提出了开放海禁的建议。

那么为什么那些大臣敢在朱载坖面前提出海禁呢？要知道海禁是祖制，从洪武时期以来，实施了一百多年，轻易是不能改的，也没人敢提，这是不是因为隆庆帝朱载坖是一位开明的皇帝呢？

坦率地讲，朱载坖不是开明，他是一尊泥菩萨。《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宽恕有余，刚明不足。其实这八个字说浅白一点就是没主见。

《穆宗实录》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大概是说，他在上朝的时候，端端正正的坐着，大臣们奏禀政事之时，他看上去听得很认真，但从不提问或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样，在经筵读书的时候也是如此，看上去听得很认真，但从不发言，给他讲课的大学士根本无从得知，他究竟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

无论是上朝还是上课，他都跟打坐似的，那不就是一尊泥菩萨吗？

所以，大臣们见他好说话，鉴于形势，就把开放海禁这事给提出来了。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这样的一个皇帝登基，其治下的社会应该会比嘉靖帝在位时还乱，他领导的朝廷也一定会一塌糊涂，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争吵，却又没有个能主持大局的皇帝，岂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好在当时的内阁首相是高拱，这个人的脾气非常火爆，一点就炸，是个火药桶子，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且比一般的封建官僚更有进取心。同时期的内阁成员还有张居正，他同样是一个有理想且有进取心的人，所以当大臣们想要开放海禁的奏折，拿到内阁之后，内阁就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海禁究竟要不要开放的事情。

内阁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开放海禁，理由是现在太乱了，开放海禁后，那些海盗就会正经从商，而贸易一旦打通，东南沿海的乱象也就自然消失了。

统一意见之后，下一个讨论的议题是，开放到什么程度，从哪儿开始开放？

关于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基本是统一的，一致认为不能一下子放开，万一乱了，这个政治风险谁也承担不起，所以选择先在某一地试点。

那么从哪一地率先开始试点开放呢？最终指定的港口叫月港，在今天的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带。

为什么要选择在月港试点呢？因为那里地少人多，绝大部分人靠海为生，海禁之后月港一带的人无以为生，只能走私。

换句话说，那里走私最猖獗、最乱。

内阁定下来之后，呈报给皇帝，朱载坖没有什么主见，朱笔一挥就批准了。

这就是隆庆开关，它开放的目的既不是因为改革，也不是为了开放，而是为了更好的管控和统治。

理解了隆庆开关的本质和目的之后，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奇怪了。

既然开放了港口，自然要设立海关，当时是设在海澄县，正式的官方名称叫做督饷馆。

征收关税的方式还是老一套，既然盐有盐引、酒有酒引，那么船只出海就得有船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船只出海之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并取得出海许可证。

这是正常的程序，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接下来不可理解的条款就出来了，在隆庆开关当年，

月港年发放船引的数量是四十四张，也就是说一年只有四十四艘船可以出海。

我曾在《晚明真的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吗？》这篇文章里提到过，晚明的外贸交易总量在四亿到五亿两白银左右，平均下来每年约四百万两左右，差不多是晚明时期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总和，这么大的交易量，一年只批准四十四艘船只能够出海，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更严重的是，由于船只出海数量的受到严格控制，导致普通渔民根本不可能申请得到，这依然是权贵们才可以玩的游戏。开放之前是只有权贵才可以出海，开放之后，依然还是只有权贵可以出海，那么开放的意义在哪里呢？

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隆庆开关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或许它算得上是一缕曙光，因为它打破了祖制，开了一个好头，即便是它算不上是改革，也说不上是开放，至少为后人打了一个样，给后来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只是可惜的是，无论是隆庆时期的首辅高拱，还是万历时期的首辅张居正，都没再进一步开放。有人可能会问，在万历时期张居正不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了吗，为什么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放？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一是执政者的思维没有打开，依然秉承着小农思想在理政；二是张居正的改革，是站在稳定统治为大前提之下展开的，想要稳固政权，就必须要管控，不只是要管控社会，还要管控官僚，所以张居正持续了十年的改革，其内容只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行考成法，专门针对官员的纪律考核，其次是实施一条鞭法，重绘鱼鳞图册，丈量天下土地，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土地以及土地税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增加财政收入，但没有一条措施针对的是沿海的开放。

十年的改革之后，万历时期国家的收入的确是增加了，但也为后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到了天启时期，后金崛起，与明廷分庭抗礼，这时候的辽东就像只吞金兽一样，扔多少金钱进去都填不满，外部一乱，内部也跟着乱了，这是封建王朝高压压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内忧外患之下，就算是天启帝朱由校想要开放沿海贸易，也已经是有心无力了，事关稳定，索性一关了之，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

这一关不仅关上了大明开放的大门，错失了复兴的良机，还将大明王朝的命运推上了万劫不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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